戊戌政变后，在清廷对翁同龢的处理问题上，荣禄与刚毅的态度也是有差别的。这种差别也可间接说明他们二人在翁同龢开缺过程中所起作用并不相同。

政变发生后，在刚毅操纵下，十月二十一日清廷颁布明发上谕，指责翁氏授读以来不称职，使皇帝未明经史大义；甲午时利用独对之利“信口侈陈，任意怂恿”，致使“主战误国”。更重要的是翁氏“今春力陈变法，密保康有为”，“更是罪无可逭”。[34]这道谕旨正是由刚毅撰拟的。据张謇当时听到的消息，翁氏之案系“刚毅、许应骙承太后意旨，周内翁尚书于康、梁狱，故重有革职永不叙用，交地方县官编管之谕旨”。[35]刘坤一也在致友人书中说：“康有为案中诖误，内则有翁中堂，外则陈右帅（宝箴），是皆四海九州所共尊为山斗，倚为柱石者，何以贤愚杂糅至此？若力保康有为以至波及，闻翁中堂造膝陈词，亦是抑扬之语。”[36]张、刘二人对所谓翁氏荐康的说法不以为然，认为是别人乘机借康案倾陷翁氏。对此，陈夔龙回忆说：“迨八月政变，康梁获罪，刚相时在枢府，首先奏言翁同龢曾经面保康有为，谓其才胜臣百倍，此而不严惩，何以服牵连获咎诸臣？维时上怒不测，幸荣文忠造膝婉陈，谓康梁如此横决，恐非翁同龢所能逆料。同龢世受国恩，两朝师傅，乞援议贵之典，罪疑惟轻。上恻然，仅传旨交地方官严加管束。”[37]充分的材料和研究表明，翁氏革职事件是刚毅利用康有为在海外散布“翁同龢荐康”说造成的氛围，乘机陷害翁同龢的结果。[38]刚毅不仅极力打击翁氏本人，就连与翁关系密切的军机大臣钱应溥、廖寿恒等人也屡受排挤，迫使二人先后退出了军机处。[39]

光绪二十六年庚子（1900年）夏，慈禧在端王载漪等人怂恿下，不顾部分朝臣的反对，别有用心地“招抚”义和团，对外宣战。他们打着“御侮”的旗号利用义和团朴素的反帝热情，派兵围攻外国使馆，焚烧教堂，很大程度上助长了团民中极端仇洋和盲目排外的偏**绪。这项决策中，军机大臣刚毅与大学士徐桐等沆瀣一气，依仗慈禧的信任，排挤包括荣禄、奕劻在内的稍明外事之员，为所欲为，致使局势失控。载漪、徐桐等人更是趁乱罗织罪名，杀戮政敌以泄私愤。七月，吏部左侍郎许景澄、太常寺卿袁昶、兵部尚书徐用仪、内阁学士联元、户部尚书立山等大臣，均因反对围攻使馆和对外开战，而被以“汉奸”、“通敌”的罪名遭到杀害。同时，慈禧又下诏处死了戊戌政变后被发配新疆的张荫桓。立山、联元等人死后，载漪、刚毅诸人“犹不慊，将以次尽杀异议诸臣”，长期办理外交的总理衙门大臣廖寿恒、王文韶均几罹不测，幸荣禄从中力保始免。[40]

八月，八国联军攻入北京后，慈禧与光绪帝出京逃亡西安。据时人记述，慈禧抵达西安后，对甲午战争后主持朝政的翁同龢深恶痛绝，以为时局一败涂地，皆源于甲午朝臣主战之误，彼辈难辞其咎，萌生杀翁泄愤之心。对此，严复致张元济信函中就曾提到荣禄极力劝阻的情形。该函称：

荣仲华前用骑墙政策，卒以次保其首领。然平心而论，瑕者自瑕，瑜者自瑜。其前者之调停骨肉，使不为己甚，固无论已；即如老西，既到长安，即欲以待张南海者待翁常熟，荣垂涕而言不可。既至今年正月初六，老西之念又动，荣又力求，西云：直便宜却此獠；此虽出于为己，然朝廷实受大益，可谓忠于所事矣。[41]

该函时间系辛丑年除夕前。信中的“老西”指慈禧，“张南海”指张荫桓。透过这段来自京城士人的传闻，可以看到荣禄调停骨肉（两宫），维护旧僚，确是当时满员中比较开明且有大局意识的人物。即使在政局异常动**的庚子时期，也很难单纯从满汉关系的角度来解释一些政治现象，荣禄保翁即是一例。

总体看来，无论是戊戌年四月翁同龢开缺事件，还是戊戌至庚子间整个清廷中枢的权力斗争过程，满汉对立在其中并不是一个影响全局的重要因素。至少，从最高统治者慈禧来说，她并不是以满汉的标准来选择用人。在军机处内部，也不存在分野鲜明的满汉对立。这些固然与乾隆以来通过各项制度加以保障的满洲贵族与汉族地主阶级的共同统治政策有关，同样，也与慈禧在几十年统治过程中成功使用平衡各派政治力量的手法造成的客观效果有关。可以说，慈禧当政期间极力笼络地方汉族督抚实力派与满洲贵族实现共坐天下的宏图远略达到了预期目的。但是，在慈禧死后的摄政王载沣时代，这种平衡就被打破了。辛亥时期革命党人宣传的满汉矛盾，特别夸大明末清初的民族主义情绪，在声势上很大，这种宣传对国内社会民众的影响实际很有限。倒是载沣等满洲亲贵集团以他们实在的专权行为，首先在权力阶层内部制造出满汉裂痕，造成了统治阶级的分化和离心离德。一定意义上说，满汉对立在辛亥时期只是出现在统治阶级上层的一种现象，本质上说仍是一些政治集团间利益的角逐，并不涉及两个民族的关系。[42]在这个层面上说，当今学术界常常提及的“满汉关系”作为一种抽象出来的研究视角，在观照历史本身时常常出现蹩脚的地方，也就在所难免了。

原载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政治史研究室编：《清代满汉关系研究》，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

[1] 《清德宗实录》卷418，光绪二十四年四月己酉，《清实录》第57册，484页。

[2] 在1994年纪念甲午战争100周年及1998年纪念戊戌变法100周年的学术研讨活动中，这个问题再度成为关注的热点，有关研究得到了新的推进。参见戴逸：《戊戌变法时翁同龢罢官原由辨析》；俞炳坤：《翁同龢罢官缘由考析》；侯宜杰：《略论翁同龢开缺原因》，上述三篇文章均收入常熟市人民政府、中国史学会合编：《甲午战争与翁同龢》一书。另见舒文：《翁同龢开缺原因新探》，载《清华大学学报》1998年第1期。

[3] 这种倾向主要反映在梁启超《戊戌政变记》、《康有为自编年谱》以及一些研究论著中，兹不详列。

[4] 唐文治：《茹经堂文集》，《戊戌变法》丛刊第4册，252页。

[5] 陈义杰整理：《翁同龢日记》第6册，3137页。

[6] 参见黄彰健：《戊戌变法史研究》，139～140页。

[7] 叶昌炽：《缘督庐日记钞》，《戊戌变法》丛刊第1册，529页。

[8] 钱仲联校注：《沈曾植集》上册，202页。

[9] 唐文治：《茹经堂文集》，《戊戌变法》丛刊第4册，252页。

[10] 王彦威：《西巡大事记》卷首，《清季外交史料》第4册，3992页，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87。

[11] 王崇烈：《〈翁文恭公传〉书后》，转引自谢俊美：《关于翁同龢开缺革职的三件史料》，载《近代史研究》1992年第3期，278页。

[12] 李提摩太著，李宪堂、侯林莉译：《亲历晚清四十五年——李提摩太在华回忆录》，240～241页。

[14] 王崇烈：《〈翁文恭公传〉书后》，转引自谢俊美：《关于翁同龢开缺革职的三件史料》，载《近代史研究》1992年第3期，278页。

[15] 参见陈义杰整理：《翁同龢日记》第6册，3135、3136页。

[16] 翁同龢此函云：“日来憧憧，觚棱之恋与邱垄之思一时并集。徂暑不得不早发。今拟趁早车直走塘沽矣。惟不得一诣衙斋握手数语为憾。修攘兼筹，昼夜无暇，惟望若时自卫以慰远怀。此行深仗康济，勿念羁栖。敬上略园相国棣台阁下。同龢顿首，五月十一日。”见孔祥吉：《晚清史探微》，成都，巴蜀书社，2001，图版插页。可能当时政局复杂，翁氏游移再三，终未发出，故存于翁万戈先生保存翁氏家藏文献之中。

[17] 黄尚毅：《杨叔峤先生事略》，闵尔昌编：《碑传集补》，卷12，《清代碑传全集》下册，1334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18] 蔡金台致李盛铎书，戊戌九月二十五日，邓之诚：《骨董琐记》，604页。

[19] 黄尚毅：《杨叔峤先生事略》，闵尔昌编：《碑传集补》卷12，《清代碑传全集》下册，1334页。

[20] 陈义杰整理：《翁同龢日记》第6册，3117页。

[21] 《李鸿章致李经方书札》（50），《历史文献》，第8辑，103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

[22] 于荫霖：《请简用贤能大臣并陈五事以救时局折》，《悚斋奏议》卷3，民国十二年（1923年）都门刻本。

[23] 黄尚毅：《杨叔峤先生事略》，闵尔昌编：《碑传集补》卷12，《清代碑传全集》下册，1334页。

[24] 《清德宗实录》，卷417，光绪二十四年闰三月丁丑，《清实录》第57册，467页。

[25] 关于该问题的研究，可参考茅海建：《戊戌年张之洞召京与沙市事件的处理》，《戊戌变法史事考》，218～286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

[26] 陈衍：《张相国传》，闵尔昌编：《碑传集补》卷2，《清代碑传全集》下册，1270页。张之洞去世后，《神州日报》刊文说：“斯时，德宗皇帝已下诏变法，而先期降旨召公入都，以孝钦显皇后手擢之人，且为言新者领袖，既可弹压群伦，且能调和两宫故也。公闻召，行抵上海。翁同龢谮公，谓不可恃。值湖北有小教案出，遂有廷命命公还任。”见《张之洞全集》第12册，附录三，10372页，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00。另，苏继祖也记述云：“今春上既决意革故图新，乃召张公来京，辅助新政，守旧大臣，恐张异己，百计阻尼，得借沙市教案令回两湖本任。时人多惋惜之……”见《清廷戊戌朝变记》，《戊戌变法》丛刊第1册，334页。

[27] 参见陈义杰整理：《翁同龢日记》第6册，3128、3129、3133页。

[28] 《寿徐荫轩相国八秩》，朱育礼校点：《翁同龢诗词集》，159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

[29] 张之洞未能入枢根本上还是慈禧不认可，在她看来张与翁同龢一样，书生气太重，不适合入枢主政。她心目中最合适的人选还是孙毓汶。参见邓之诚：《骨董琐记》，604页。

[30] 苏继祖：《清廷戊戌朝变记》，《戊戌变法》丛刊第1册，332页。

[31] 鹿传霖家书，戊戌六月，见《鹿传霖任川督时函札》，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藏，编号甲170。

[32] 王彦威：《西巡大事记》卷首，《清季外交史料》第4册，3992页。

[33] 光绪二十五年己亥四月，刚毅奉命到江南查办事件，时人信函中透露其行踪时说：“大约刚大人在江南尚有一时，因其与荣中堂不大十分融洽，欲借此在京外住住耳。”见《金振猷致张香涛等存札二》，余冰主编：《名人书札墨迹》第23册，76页，北京，线装书局，2006。

[34] 《清德宗实录》卷432，光绪二十四年十月辛丑，《清实录》第57册，674页。

[35] 《张謇年谱》，《戊戌变法》丛刊第4册，199页。

[36] 刘坤一：《复欧阳润生》，《刘坤一书牍》，《戊戌变法》丛刊第2册，633页。

[37] 陈夔龙：《梦蕉亭杂记》，《戊戌变法》丛刊第1册，483页。也有记述称是军机大臣王文韶力诤之。唐文治《茹经堂文集》记：“我师常熟翁文恭公之被诬也，满员刚毅与公有宿怨，持之急，必欲致公于死地。康梁案起，朝议将以公戍边，当是时，人人阿刚意旨，无敢言者。浙江王文勤公夔石，时为大学士，争之曰：我朝待大臣自有体制，列圣向从宽典，翁某罪在莫须有之间，今若此，则我辈皆自危矣。事乃得解。”见《戊戌变法》丛刊第4册，252页。就当时情形而言，王与荣禄的态度应是一致的，但对慈禧有直接影响的还是荣禄。

[38] 参见马忠文：《“翁同龢荐康”说考辨——翁、康关系再认识》，收入常熟市人民政府、中国史学会编：《戊戌变法与翁同龢》，224～253页。

[39] 冯熙撰《礼部尚书廖公墓志铭》称：“其（廖寿恒）入枢垣也，为翁常熟所引，常熟既以翼戴德宗，积与孝钦忤，公亦靖共受常轨，不为异己所容。常熟一摈，公遂以足疾归，而国事流失败坏，益岌岌不可为矣。”见闵尔昌编：《碑传集补》卷5，《清代碑传全集》下册，1289页。

[40] 李岳瑞：《春冰室野乘》，《清代野史》第5辑，133页，成都，巴蜀书社，1987。

[41] 《严复致张元济函》（13），王栻主编：《严复集》第3册，549页，北京，中华书局，1986。

[42] 关于满族作为近代意义上的民族何时形成，学术界尚存在争议，本文暂不予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