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来身处政治旋涡中的翁同龢处处谨慎，甚至不惜顶撞光绪帝，抵制年轻皇帝的激进做法，其“守旧”倾向流露无遗，这一点其同僚刚毅最为清楚。不料，政变发生两个月后，翁氏却背负了“力陈变法、密保康有为”的罪名，遭到革职的重黜。这是刚毅等人在谈“新”变色的政治氛围中，秉承慈禧旨意，对翁刻意倾陷的结果。[30]当康有为“围园弑后”的密谋暴露后，六君子惨遭屠戮，新旧之争终于超越了政见异同，外化为残酷的权力斗争，并染上了血腥色彩。被打入“康党”的翁同龢政治生命彻底结束。显然，翁氏是先成“康党”，才成“新党”的。他的“新”是被强加的，与其戊戌年春实际的政治态度已是风马牛不相及了。

正因为如此，翁同龢被革职后，刘坤一、张謇等人对于清廷将翁打入康案皆不以为然，以为罪在莫须有间，对翁的遭遇极为同情。[31]光绪三十年（1904年），翁同龢逝世后，有论者在报章撰文对翁氏“荐康”公案提出异议：“常熟于戊戌四月之间开缺回籍也，世以为太后恶其保康有为之故。其后十月之革职遭谴也，谕旨亦明斥其曾保康有为，此事几成为信史矣。虽然，常熟重门籍，而康非其主乡、会试所取之人；常熟重翰林，而康乃一甫通籍之主事。以其习向言之，恐未必契康若是。且常熟以二十七日开缺，而康适以其明日蒙召见，此亦不可解者也。”[32]同样，其他熟知清末政坛内情者也对翁氏支持变法和“荐康”的说法提出质疑。虽然他们的呼声十分微弱，没有引起太多的共鸣。

清季一些世家子弟，由于特殊的阅历和见闻，对晚清政局的看法多有独到之见，他们对戊戌年翁氏开缺问题的分析也是如此。近人刘体智（清季四川总督刘秉璋之子）称：“常熟当国既久，以古大臣自励，颇不悦于维新异说之骤起，力诤于上前。至称康有为之才胜臣十倍，正负气之语。措词切直，更失帝眷。慈圣重临朝，憾者摭拾前说，以辞害意，遂获谴。然慈圣隐痛，在于甲午战祸之首。一日两诏，与吴大澂异案同罚，尤见微旨。”[33]刘氏显然对这桩公案有过深入的关注。在他看来，翁氏失去光绪眷顾，实因抵制变法而起；翁并不悦于“维新异说”；翁氏十月革职则出于慈禧之意，微旨在于追究甲午主战之责，所谓“其才胜臣百倍”的荐康之语，不过是憾者（刚毅）以辞害意的名目。刘体智把翁氏开缺和革职的原因分别考量，非常符合历史的实际情况。

民国学者杨佛士是清末常熟学者杨泗孙的曾孙，戊戌时期后党人物杨崇伊的侄孙，翁同龢乃其乡前辈。因两家为世交，佛士为探讨翁氏开缺内情，曾遍访同乡前辈，广集口碑以释疑窦。他在文章中写道：

至于他（翁）得罪的原因，有些人与八月政变并作一事，就十月间的谕旨看，好像是对的，但实际并不尽然。……我根据在京有政治见解的老辈的说法，恐怕是当时几个不同方向的力量凑合而成的局面。当时同在军机的刚毅原是后党中坚，久已要甘心于老夫子；而同为帝党的张荫桓，把康有为窝在家里，天天商量怎样示威，怎样变法，他们觉得老夫子处事太过持重，太过考虑，有他在皇帝跟前，不但张荫桓做不着帝党的魁首，而且着实有些绊腿。又知道后党方面对于排挤翁师傅是百分之百的同意，更可以暂时利用一下。而光绪呢，那时正着了张、康诸人的迷，很想一下子把局面改变过来，也觉得老夫子的迂缓态度，不合脾胃，那年四月上旬，为了索取康有为著作，君臣间曾经抢白……所以戊戌四月间的事，是几个不同的力量凑合起来的，而以帝党方面的成份为多。至于十月间编管（交地方官严加管束称为编管）的谕旨“今春力陈变法，滥保匪人”等语调，那完全是后党架砌的话了……[34]

杨佛士的基本观点是翁氏戊戌罢官与变政及政变均无实际关系，翁氏开缺是多方面原因促成的，主要与失眷于光绪帝有关。史学家吴相湘对此极表赞同。他说：“我们应该承认这一朱谕内容的真实，翁的罢免并不是莫须有之罪。……在这许多的原因凑合下，尤其是翁再三力谏帝不可与外人接近及不宜专讲西学的事实，是使力图振作的光绪帝决心罢翁的重要原因。但近二十年来刊行的近代史书中，对于翁与康有为的关系不加仔细探究，辄以翁的被黜是新旧党争遭受旧党倾陷的结果，谁知事实恰巧相反：翁不是旧党，也不是新党，实际上是孤立的，所恃的只是皇帝师傅关系，而又不能满足年少力图振作的皇帝心理与要求，当然只有去位的一途了。”[35]作者的观点很明确，翁氏开缺与新旧之争无关，只是不能满足皇帝一意趋新的心理而被罢黜。

不久前辞世的何炳棣先生在上世纪40年代就提出，考察翁氏戊戌年的政治作为，应考虑其实际处境。他认为，戊戌年春举荐康有为者乃张荫桓，而非翁同龢：“当此之时，同龢所处地位最难，南北之争，英俄之争，满汉之争，以至帝后之争，同龢无不身当其冲。同龢非不知中国需改革之切，而不敢同尽废旧章之改革；非不知中国需才之殷，而不敢用驰突不羁之才；非不愿有所建树，而不敢以首领利禄为孤注。故于变法之论，未尝执义力主，亦未尝昌言反对。”[36]翁氏的处境决定了他的态度。近人曾毓隽也有“翁同龢持两端，受新旧两派排挤”的判断，[37]看来翁氏的处境确实比较艰难。

翁氏因所处地位特殊，可能没有很深地介入新旧党争之中，但其面对变法谨慎保守的状态则无可怀疑。当时的新旧标准也是多层面的，窦纳乐、赫德等外籍人士的评判不用说，以康、梁的激进主张衡量，翁氏自然属于落伍；就连光绪帝都对翁的持重表示不满，可见说翁“旧”绝不是没有根据的臆说。

醉心于西化改革的年轻皇帝受到张荫桓的影响，在戊戌年春越来越反感谨慎持重的翁同龢。在三月间德国亲王亨利访华觐见仪节安排上，光绪帝坚持按张氏拟定的西式仪节来接待，其中包括“握手”“赐座”“回拜”诸项内容，但遭到包括翁在内的王大臣的一致反对，直到慈禧亲自出面干预，光绪才不得不略有让步。[38]翁氏开缺的第二天，皇帝在召见张元济时谈到，“外患凭陵，宜筹保御，廷臣唯诺，不达时务”，仅“讲求西学人太少”一句，便言之再三。这些话颇能反映皇帝当时的心态。按他的标准，廷臣中翁同龢自然难属“讲求西学人”。况且，据张元济所说，“自常熟去国后，举行新政，明诏迭颁，毫无阻滞，其融泄之情更有进于畴昔者矣”[39]。好像光绪帝在罢免翁氏后，阻力大减，行动自如了许多。大约同时，光绪又赏李鸿章、张荫桓“宝星”。李、张当然是公认的讲西学的人，奖惩之间实际上已反映出年轻皇帝对廷臣“讲求西学”与“不讲求西学”的区分。从这些情况来分析，光绪帝并不认为翁是能够赞助改革的人物，所以有学者推论翁氏开缺出于皇帝的决断，并非毫无理由。

同样，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学者陈鍫曾专门撰写《戊戌政变时反变法人物之政治思想》一文，将翁同龢列为典型的守旧人物加以分析。他认为翁氏开缺出于光绪之意；至十月革职则旨意出于慈禧，“或以翁本帝党，欲加之罪，正可藉此为辞，不必果以其拥护变法之故也。”[40]可见，党争才是翁氏受黜的主因。直到上世纪50年代初，胡滨仍撰文认为翁氏是守旧的，并引发过一次小小的争鸣。[41]看来，学界对戊戌年翁氏的守旧倾向还是关注的，只是翁氏“荐康”说的声势过于强大，这些微弱的声音很快被遮盖了。